胡适给近代学者留下了不少禅宗著述，他的某些考证，学术价值很高，对后人的研究有某种启示意义。

胡适

公元一九二六年九月，赴欧洲参加会议的胡适，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伯希和掠来的敦煌写本《神会语录》，又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发现了斯坦因掠来的敦煌写本《顿悟无生般若颂》（神会著）。公元一九二七年，胡适回国路过东京时，又从日本学者那里看见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坛经》影印本。尔后，胡适对《神会语录》和敦煌本（（坛经》等进行整理、校勘，在公元一九三0年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

神会和尚遗集

胡适逝世前后，有关《坛经》作者、神会地位，以及早期禅宗史的系列问题讨论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不仅国内学者，日本学者如柳田圣山、关口真大、铃木大拙、宇井伯寿、人矢义高等人也纷纷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神会语录》、《坛经》的研究日益深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努力，禅宗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并继续向纵深推进。必须承认，这一繁盛局面，可溯源至胡适对当年敦煌写本资料的发现以及对它们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在这方面，胡适有开创之功。

关于禅宗问题的讨论，国内外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涉及胡适的禅宗史资料、观点。胡适本人也确实给近代学者留下了不少争议颇多的禅宗著述。如：《论禅宗史的纲领》、《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禅学古史考》、《中国禅学之发展》、《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坛经考》、《菩提达摩考》、《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等等。这些著述，以“怀疑”为前提，以“考证”为手段，推出了很难为人所接受的大胆立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某些考证，学术价值还是很高的，对后人的研究有某种启示意义。比如他通过考证认为，“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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